“土地財政”是否推高了房價,透支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動力,造成了貧富差距?廈門市規劃局局長、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趙燕菁昨日做客中國農業銀行南都公眾論壇,提出“土地財政”富裕了政府,並最終轉化為了公共服務。趙燕菁還認為,“土地財政”並非是一種病,而是一個發展階段,隨著經濟發展,最後會自然向“稅收財政”進行調整。(8月4日《南方都市報》)
  “土地財政”成為近些年來,高歌猛進的城市化過程中,無法避免的話題,關於土地財政的是是非非,更是引起了學界和輿論界的強烈關註。土地財政到底是不是一種該治的病?是值得好好辨析的。
  根據趙局長的觀點,之所以說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,是因為此種財政漠視下,富裕了政府,並最終轉化為了公共服務。之所以引發爭議,那都是歷史的原因,使得中國不得不走上“土地財政”的道路。
  從趙局長的話語邏輯來看,這裡的“不得不”其實已經隱含了關於土地財政的邏輯悖論,至少足以說明“土地財政”並非財政模式的最優路徑。回到“土地財政”本身來講,這是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,屬於預算外收入,所以又叫第二財政。在學理上,存在天然的合理性,從現實實踐來看,雖然大多數國家採用的稅收財政,但是土地財政也並非中國首創,並且因為其所關聯的富含市場元素的土地經營,而被賦予現實的合理性,再回到歷史大背景來看,土地財政的盛行,與分稅制度改革後所形成的財政體系,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。
  而從實際的運行效果來看,土地財政的存在,確實也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積極貢獻,正如有媒體所言,這十幾年,中國城市建設突飛猛進,其奧秘就在城市政府通過經營土地,積聚了大量建設資金。城市經濟飛速發展,市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,帶動了周邊農村經濟的轉型與發展,吸引了大量外地農民進城務工。其正面效應不容否定。於此而言,“土地財政”是現代財政格局下的正常存在,也是現代城市發展的重要推手,土地財政肯定不是病。
  但是,也應該看到的是,這些年來,在“土地財政”邏輯下,出現以下明顯可見的弊病,比如“惡化了國民收入分配,抑制了民間投資”,比如“影響了產業結構調整,加劇了產能過剩”,以及由此引致的拆遷矛盾、土地腐敗等社會矛盾更是層出不窮,備受國人詬病。從病理機制來看,並非土地財政本身趨於病態,而是在此邏輯下,所發生的系列病變,比如其中所隱含的利益聯接機制,“徵地—賣地—收稅收費—抵押—再徵地”模式下,土地失去了公共資源的固有屬性,儼然成為地方財政的利益最大化的經營資本。更為危險的是,在“自收自支”模式下,收支規範與監督機制的缺失,更是讓土地財政成為權力交易與勾兌的黑洞,讓權利成為土地財政下孤獨的孱弱者。於此而言,“土地財政”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不可承受之重,從實然的角度看,土地財政已經病了,而且病得不輕。
  從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的是與非中,並非要簡單地否定土地財政的存在價值,而是對土地財政進行積極的糾偏,不能坐等“向稅收財政進行調整”。這其中尤為緊要的是,必須剝離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中的經營職能,必須強化失地農民在價格談判中的話語權,讓土地財政回歸其原始本原。
  文/周俊  (原標題: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的是與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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