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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土地財政”是否推高了房價，透支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動力，造成了貧富差距？廈門市規劃局局長、教授級高級規劃師趙燕菁昨日做客中國農業銀行南都公眾論壇，提出“土地財政”富裕了政府，並最終轉化為了公共服務。趙燕菁還認為，“土地財政”並非是一種病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，隨著經濟發展，最後會自然向“稅收財政”進行調整。（8月4日《南方都市報》）
　　“土地財政”成為近些年來，高歌猛進的城市化過程中，無法避免的話題，關於土地財政的是是非非，更是引起了學界和輿論界的強烈關註。土地財政到底是不是一種該治的病？是值得好好辨析的。
　　根據趙局長的觀點，之所以說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，是因為此種財政漠視下，富裕了政府，並最終轉化為了公共服務。之所以引發爭議，那都是歷史的原因，使得中國不得不走上“土地財政”的道路。
　　從趙局長的話語邏輯來看，這裡的“不得不”其實已經隱含了關於土地財政的邏輯悖論，至少足以說明“土地財政”並非財政模式的最優路徑。回到“土地財政”本身來講，這是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，屬於預算外收入，所以又叫第二財政。在學理上，存在天然的合理性，從現實實踐來看，雖然大多數國家採用的稅收財政，但是土地財政也並非中國首創，並且因為其所關聯的富含市場元素的土地經營，而被賦予現實的合理性，再回到歷史大背景來看，土地財政的盛行，與分稅制度改革後所形成的財政體系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。
　　而從實際的運行效果來看，土地財政的存在，確實也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積極貢獻，正如有媒體所言，這十幾年，中國城市建設突飛猛進，其奧秘就在城市政府通過經營土地，積聚了大量建設資金。城市經濟飛速發展，市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，帶動了周邊農村經濟的轉型與發展，吸引了大量外地農民進城務工。其正面效應不容否定。於此而言，“土地財政”是現代財政格局下的正常存在，也是現代城市發展的重要推手，土地財政肯定不是病。
　　但是，也應該看到的是，這些年來，在“土地財政”邏輯下，出現以下明顯可見的弊病，比如“惡化了國民收入分配，抑制了民間投資”，比如“影響了產業結構調整，加劇了產能過剩”，以及由此引致的拆遷矛盾、土地腐敗等社會矛盾更是層出不窮，備受國人詬病。從病理機制來看，並非土地財政本身趨於病態，而是在此邏輯下，所發生的系列病變，比如其中所隱含的利益聯接機制，“徵地—賣地—收稅收費—抵押—再徵地”模式下，土地失去了公共資源的固有屬性，儼然成為地方財政的利益最大化的經營資本。更為危險的是，在“自收自支”模式下，收支規範與監督機制的缺失，更是讓土地財政成為權力交易與勾兌的黑洞，讓權利成為土地財政下孤獨的孱弱者。於此而言，“土地財政”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不可承受之重，從實然的角度看，土地財政已經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輕。
　　從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的是與非中，並非要簡單地否定土地財政的存在價值，而是對土地財政進行積極的糾偏，不能坐等“向稅收財政進行調整”。這其中尤為緊要的是，必須剝離地方政府在土地財政中的經營職能，必須強化失地農民在價格談判中的話語權，讓土地財政回歸其原始本原。
　　文/周俊　　（原標題：“土地財政不是病”的是與非）